三、《毛诗正义》——科举考试的官方读物（第2页）

　　然则风、雅、颂者，诗篇之异体。赋、比、兴者，诗文之异辞耳。大小不同，而得并为六义者。赋、比、兴是诗之所用，风、雅、颂是诗之成形。用彼三事，成此三事，是故同称为义，非别有篇卷也。

　　《毛诗正义》指出“风雅颂”是《诗经》的三类诗歌，并在《诗经》经文中已经标示出来。而“赋比兴”则是《诗经》的三种表达方式，并非《诗经》中三类诗。“赋比兴”是表现“风雅颂”的三种方式，因此得以并列为“六义”。由此便解决了“风雅颂”与“赋比兴”的关系。“三体三用”说在今人看来也是合理的。

　　（三）提出了“诗人救世”说，确立了诗人的社会责任

　　孔子说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。’”但是我们在阅读《诗经》时会发现其中有很多的内容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。对此，《毛诗正义》以治病为比喻，提出了“诗人救世”予以回?答：

　　而变风所陈，多说**之状者，男**女奔，伤化败俗，诗人所陈者，皆乱状**形，时政之疾病也，所言者，皆忠规切谏，救世之针药也。《尚书》之三风十愆，疾病也。诗人之四始六义，救药也。若夫疾病尚轻，有可生之道，则医之治也用心锐。扁鹊之疗太子，知其必可生也。疾病已重，有将死之势，则医之治也用心缓。秦和之视平公，知其不可为也。诗人救世，亦犹是矣。

　　这里指出，变风类诗篇多涉及**、男**女奔等伤风败俗的内容，这些不符合孔子“思无邪”的标准，也不符合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的原则，那么这些内容为什么会出现在《诗经》中呢？《毛诗正义》认为这些内容都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问题，而诗人将这些表现出来也正是为了加以劝谏，是拯救时政疾病的良药。《尚书》中的“三风十愆”指的是社会上由三种恶劣风气滋养的十种罪愆：

　　敷求哲人，俾辅于尔后嗣，制官刑，儆于有位。曰：“敢有恒舞于宫，酣歌于室，时谓巫风，敢有殉于货色，恒于游畋，时谓**风。敢有侮圣言，逆忠直，远耆德，比顽童，时谓乱风。惟兹三风十愆，卿士有一于身，家必丧；邦君有一于身，国必亡。”

　　其中，巫风二：舞、歌；**风四：货、色、游、畋；乱风四：侮圣言、逆忠直、远耆德、比顽童。

　　针对这些时政疾病，诗人以“四始六义”为良药来治疗。治病的时候，医生会根据病情的轻重来选择治疗方式。如果还有救的可能，医生会积极治疗；如果已经病入膏肓，医生的救治之心也就淡了。诗人利用诗歌来“救世”，就如同治病一样。**、男**女奔等伤风败俗之事，都存在纠正的可能，所以诗人会选择将之展现出来，加以劝谏。如此，《毛诗正义》就以治病为比喻解决了为什么《诗经》中会存在一些不符合“思无邪”标准的诗篇，并由此提出了“诗人救世”之说。

　　“诗人救世”之说肯定了《诗经》的社会功能，也明确了“诗人”的社会责任。我们来看看“诗人救世”之说的具体内?涵。

　　第一，非君子不能作诗。君子自觉地负有救济苍生的社会责任，也只有君子敢于对社会弊端发出声音，因此，只有君子才能真正承担起用诗歌来救世的责任。所以《毛诗正义》在解释《诗经·四月》中“君子作歌，唯以告哀”一句时说道：

　　今我天下之民，遇此残乱惊扰失性，草木之不如也。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诗，以告诉于王及在位，言天下之民可哀悯也。作者自言“君子”，以非君子不能作诗故也。

　　《毛诗正义》认为，这首诗歌中的作者说“君子”，是因为诗人认为只有“君子”才能作诗。君子指当时负有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。《毛诗正义》说非“君子不能作诗”是有一定道理的，上文中提到了《诗经》有一部分作品是当时的贵族创作而献给君王的，尤其是在《雅》和《颂》之中。“非君子不能作诗”正是在《雅》中提出的。但是，我们前面也提到，《诗经》有很多诗歌是采自民间，并不是所有诗篇的作者都是贵族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《毛诗正义》“非君子不能作诗”的说法有失偏颇。不过，《毛诗正义》提出的“非君子不能作诗”的目的只是为了强调诗人的“救世”之责，而不是针对《诗经》所有作品的作者而言的，因此，“非君子不能作诗”有其合理性，我们不必苛求其准确性。

　　第二，“虽文刺前朝，实意在当代”。如何达到“诗人救世”的目的呢？《毛诗正义》提出了“文刺前朝，意在当代”的操作方式：

　　诗者，人之咏歌，情之发愤，见善欲论其功，睹恶思言其失，献之可以讽谏，咏之可以写情，本原申己之心，非是必施于谏。往者之失，诚不可追，将来之君，庶或能改。虽刺前世之恶，冀为未然之鉴，不必虐君见在，始得出辞，其人已逝即当杜口。《雨无正》之篇，……虽文刺前朝，实意在当代，故诵习此言，以自肃警。

　　这里从诗歌的缘起和功能入手，认为诗歌本是抒发个人之情志的，当献给君王时就具有了讽谏的功能。虽然《诗经》中所描述的古代之事，古人的得与失在今天看来已经无可挽回，似乎是与现实政治毫无关联。但是，今天的君王是可以从中得到教训的，能够避免古人之失。所以，《诗经》中的很多作品是“虽文刺前朝，实意在当代”。

　　这段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“借古讽今”。唐代距离《诗经》的时代已经非常久远了，社会有了诸多发展，人们的见识也在变化。在这种时代还要强调《诗经》的崇高地位，的确有难度。而且唐朝人是务实的，虽然不断有“复古”之言出现，但“复古”是为了“革新”则是所有人的共识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要提高《诗经》的地位，确定其权威，必须将之与当下现实联系起来。只有能对现实产生某种作用，才能获得时人的认可。孔颖达等看到了这个背景，提出了《诗经》“虽文刺前朝，实意在当代”的特征，用来指导诗人如何救世。由此出发，诗人所救之世自然是“当代之世”，《诗经》对现实的作用就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了。

　　第三，主张直谏，反对谲谏。劝谏有两种，一种是直接劝谏，不给君王留面子；一种则是委婉的劝谏，即《毛诗序》中所指出的“谲谏”。“谲谏”因是出自《毛诗序》而得到了认可。但是，《毛诗正义》明确提出不可谲谏，一定要直谏：

　　谲者，权诈之名，托之乐歌，依违而谏，亦权诈之义，故谓之谲谏。

　　“谲谏”虽然通过乐歌来讽谏，却是一种权诈之作，它并不能起到讽谏君王的作用。如果诗人采用谲谏的方法，是不可能达到“救世”的目的的。要达到“救世”目的必须采用直谏的方?式。

　　《毛诗正义》主张直谏是有现实基础的，当时的唐太宗是一个虚心纳谏的君王，拥有魏征等直谏之臣。而《毛诗序》“主文而谲谏”，主张用隐约的言辞劝谏而不直言，符合当时“温柔敦厚”的《诗》学观，以及《毛诗序》中所提出的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的标准。而到了唐代，这样的劝谏方式已经不符合时代、社会的需要，因此《毛诗正义》反对谲谏，主张直谏。

　　通过“诗人救世”之说，《毛诗正义》确定了诗人的社会责任。“文刺前朝，意在当代”将《诗经》这一部古书拉回到现实，《诗经》不再像在孟子那里，只是用来证明自己观点的历史材料和前人旧说，而是一部立足于当代政治、社会的功用之书。通过“诗人救世”，《毛诗正义》明确了诗人的责任，而其最终影响的则是有唐一代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。作为科举考试的权威之作，每一位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应该熟读《毛诗正义》，“诗人救世”之说由此在士人心中烙下印记，成为他们的人生导向。因此，《诗经》所承载的社会功能更为明晰。

　　由以上三点可以看出，“诗人救世”之说处处立足于现实，强调诗歌所承载的社会功能，这既继承了汉代的“美刺”说，又对其有所发展。唐代距离《诗经》年代久远，《诗经》在唐代的社会地位也有所下降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要树立《诗经》的权威必须立足于现实来阐释，否则《诗经》就只是一堆古文献，于现实无所益处。《毛诗正义》的作者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在“美刺”说的基础上提出“诗人救世”，而且是救当代之世，从而使得《诗经》这部古老之作有了现实基础，符合现实的需要，得到了时人的认可。

　　总的来说，《毛诗正义》通过严密的组织体系，将前朝与当代的权威之作整合在自己的解读系统中；通过回答前人在《诗经》解读过程遇到的难题，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予以正面回答，对前人的说法既有继承也有突破，树立了《诗经》的权威。如此，《毛诗正义》在颁布天下之后，很快获得认可，成为官方的权威读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