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、《毛诗正义》——科举考试的官方读物（第1页）

　　唐代是个大一统的王朝，为了统一思想文化，唐代在建国之初就开始了经学的统一工作。贞观十六年（642），孔颖达、王德昭、齐威等奉唐太宗诏命作《五经正义》，其中就包括《毛诗正义》。《毛诗正义》虽然出自众人之手，但最后由孔颖达进行汇总，因此习惯上称为“孔疏”。

　　所谓“正义”，作为一种阐释体例，指的是由官方认定的文本。《毛诗正义》是孔颖达等人奉唐太宗命撰写的官方读本，其目的在于以官方的名义为《诗经》正名，解决《诗经》流传过程中的纷争，树立《诗经》的权威。前面已经提到，《诗经》自汉代开始就形成了“四家”，虽然最后《毛诗》定于一尊，但《毛诗》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，如王肃和郑玄两家，虽然都属于古文经学派，但二人仍有众多意见不同的地方，甚至形成“王郑之争”。经过南北朝的发展，又有南学与北学之异，出现了众多的《诗经》注疏之作。孔颖达在《毛诗正义》的序言中已经提及：“其近代为义疏者，有全缓、何胤、舒瑗、刘轨思、刘醜、刘焯、刘炫等。”如此多的义疏之作，各家各执一词，议论纷纷，不符合大一统要求，所以唐太宗颁布了修撰的《五经正义》的命?令。

　　那么，面对如此多的《诗经》义疏之作，并且是在其各有发展的情况下，《毛诗正义》是如何做到停止纷争、树立官方权威的呢？从前面“三家诗”的发展过程可知，虽然官方支持有助于发展，但仅有官方支持也是难以为继的。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《毛诗正义》的组织方法及其在《诗经》学史上的突破来解释。

　　（一）《毛诗正义》的组织方法

　　作为统一思想文化之作，《毛诗正义》既要兼顾传统经典之作，也要关注当时的权威之作，如此方能符合大一统王朝的需要，也能尽快树立权威，通行天下。韩宏滔在其论文《毛诗正义研究》中，从底本、注本等角度指出了《毛诗正义》的组织方?法。

　　第一，以当时的权威之作为底本。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《毛传》和《郑笺》是《诗经》学的经典之作。但是在二书之后还出现了不少《诗经》的研究著作，尤其是隋朝著名经学家刘焯的《毛诗义疏》和刘炫的《毛诗述义》，在当时具有较大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。为了充分利用已有研究成果，也为了让《毛诗正义》尽快获得天下士人和儒家学人的认可，《毛诗正义》以《毛诗义疏》和《毛诗述义》为底本，在二书的基础上进行注疏。孔颖达在《毛诗正义》的序言中指出：

　　其近代为义疏者，有全缓、何胤、舒瑗、刘轨思、刘醜、刘焯、刘炫等。然焯、炫并聪颖特达，文而又儒，擢秀干于一时，骋绝辔于千里，固诸儒之所揖让，日下之所无双。其于作疏内，特为殊绝。今奉敕删定，故据以为本。

　　孔颖达认为，当时《诗经》的义疏之作已经非常多，但是刘焯和刘炫二人人品出众，学识过人，为当时儒界翘楚，二人之作也是当时儒者认可和推崇的“特为殊绝”，因此，《毛诗正义》选择了二刘之作为底本。

　　第二，以《毛传》和《郑笺》为注本。前面提到《毛传》和《郑笺》在《诗经》学史上的重要地位，这个地位到了隋唐时代仍旧没有丝毫动摇。要建立符合大一统需要的《诗经》阐释体系，是如何也绕不开《毛传》和《郑笺》的。因此，《毛诗正义》选取了二者为注疏的注本。“疏”就是“疏通”的意思。疏也是注，但是它与一般的注有所不同。一般的注只对经文加以注释，而疏则既注释经文，也疏通注文。《毛诗正义》除了注释《诗经》的经文外，也疏通《毛传》和《郑笺》。通过疏通《毛传》和《郑笺》，并对其存在的差异进行调和，给出合理的解释，从而树立了《毛诗正义》的权威。模棱两可、语焉不详的经典解读是难以服众的，从某种程度来说，经典的解读应该有一个我们今天所说的标准答案，而孔颖达等人的注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统一标准答案的效果。

　　第三，以《毛诗序》贯穿全书。《毛诗序》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儒家政教体系，很多《诗经》研究之作都是以《毛诗序》来解读《诗经》的，尤其依据《毛诗序》来确定诗歌的主旨。《毛诗正义》也采取了这样的方式，将《毛诗序》纳入全书结构，并参照《毛诗序》来确定诗歌的主旨。

　　通过以上三种组织方式，《毛诗正义》兼顾了前代的经典之作和当代的权威之作，成为解唐代以前《诗经》学的集大成之作。因此《毛诗正义》在颁布天下之后，很快得以畅行，并得到天下士人的认可。

　　（二）提出“三体三用”之说，解决了“六义”的悬疑问题

　　《毛诗正义》能够树立起权威，除了上述的兼顾前代与当代代表作外，还在于其对前代《诗经》学的突破与发展。其中，最值得注意的是“三体三用”说和“诗人救世”说。

　　自孔子以后，儒家学人对《诗经》进行了多方解读，由于个人理解不同以及时代背景差异等多方面原因，《诗经》在流传与解释过程中存在不少疑问。其中，最为重要的就是“六义”之说。虽然我们今天多采用朱熹的说法来理解“六义”，但如果我们细读文本就会想知道，《毛诗序》中的“六义”与《周礼》中的“六诗”在文字表述上完全相同，那么“六义”就是“六诗”吗？如果含义相同，《毛诗序》为什么还要费力地提出“六义”，而不直接用“六诗”呢？此外，《诗经》的经文中列有“风雅颂”三类诗歌，而未见“赋比兴”三字，“赋比兴”是从何而来的呢？它与“风雅颂”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于这些问题，《毛诗正义》提出了“三体三用”的说法予以回答。

　　首先来看《毛诗序》中有关“六义”的文字：

　　故诗有六义焉：一曰风，二曰赋，三曰比，四曰兴，五曰雅，六曰颂。

　　对于“六义”中的“风”“雅”“颂”，《毛诗序》是这样解释的：

　　是以一国之事，系一人之本，谓之风；言天下之事，行四方之风，谓之雅。雅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。政有大小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颂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，告于神明者也。

　　《毛诗序》没有解释“赋”“比”“兴”三者的含义。《毛诗序》中的“六义”说法与《周礼》的“六诗”说法完全一致，一般认为“六义”之说乃承袭“六诗”之说而来。郑玄也对“六诗”做过解释：

　　风，言贤圣治道之遗化。赋之言铺，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。比，见今之失，不敢斥言，取比类以言之。兴，见今之美，嫌于媚谀，取善事以喻劝之。雅，正也，言今之正者，以为后世法。颂之言诵也，容也，诵今之德，广以美之。

　　郑玄的解释与《毛诗序》有相同之处，如对于“雅”的解释，都说“雅者，正也”；也有不同之处，如“风”。可见，“六义”说并不完全等同于“六诗”说。郑玄虽然尊《毛诗》，但他在《毛诗笺》中没有解释“六义”。“六诗”与“六义”的关系在郑玄这里是语焉不详的。同时，《毛诗序》提到了“赋”“比”“兴”，但是《诗经》的分类中却只有“风”“雅”“颂”三类。“赋比兴”与“风雅颂”又是什么关系呢？这些问题在郑玄处也是模棱两可的。《毛诗正义》则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，明确指出“六诗”就是“六义”，并给出了为何有“六义”与“六诗”之别的原因：

　　上言诗功既大，明非一义能周，故又言“诗有六义”。《大师》上文未有“诗”字，不得径云“六义”，故言“六诗”。各自为文，其实一也。

　　孔颖达等结合《毛诗序》的上下文，认为《毛诗序》在前文中已经论述了《诗》的功能并不是一“义”所能概括的，所以要说“诗有六义”。而《周礼》中提到“六诗”的时候，前面并未提到“诗”，因此采用“六诗”的说法。“六义”与“六诗”其实只是不同的文字表述而已，二者所指的内容则是相同的。这样就解决了“六义”与“六诗”的关系问题。

　　对于“风雅颂”与“赋比兴”之间的关系，《毛诗正义》提出了“三体三用”说来解释：

　　然则风、雅、颂者，诗篇之异体。赋、比、兴者，诗文之异辞耳。大小不同，而得并为六义者。赋、比、兴是诗之所用，风、雅、颂是诗之成形。用彼三事，成此三事，是故同称为义，非别有篇卷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