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、《诗经原始》——还《诗经》以文学真面目（第1页）
方玉润（1811—1883），字友石，亦作幼石、黝石，自号鸿濛子，清代著名学者。《诗经原始》是其研究《诗经》的著作，该书对《诗经》三百零五首诗歌进行逐一分析，对汉唐以来的名家大儒的《诗经》评说进行点评，点评时常常敢于突破先儒之见，敢于批判汉代以来形成的观点，多角度解读《诗经》的艺术特色，还《诗经》以文学真面目，在《诗经》学史上占有重要地?位。
（一）“原诗人之始意”——《诗经原始》的写作目的
《诗经原始》是方玉润晚年的作品。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就指出，前儒说《诗》既有门户纷争，又因循守旧，并且存在诗旨混乱的现象。方玉润的意见是有道理的。自汉代以来，《诗经》被尊为儒家经典之后，说《诗》人总是离不开《诗经》的政教论，总是由政教出发来阐释诗歌主旨，由此带来了众多穿凿附会的说法。方玉润通过阅读众多的《诗经》解读之作，发现了这个问题。于是，他决定创作《诗经原始》来寻求诗作的真正意思：
最后得姚氏际恒《通论》一书读之，亦既繁征远引，辩论于《序》《传》二者之间，颇有领悟，十得二三矣。而剖抉未精，立论未允，识微力浅，义少辨多，亦不足以针肓而起废。乃不揣固陋，反覆涵泳，参论其间，务求得古作诗本意而止，不顾《序》，不顾《传》，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，名之曰《原始》，盖欲原诗人始意也。
《通论》是清代学者姚际恒的《诗经通论》，该书以疑古的态度来探求《诗经》的主旨，并以文学的眼光来理解《诗经》，是清初疑古派《诗经》学的代表之作。方玉润曾经通读此书，认为姚际恒在突破《毛诗序》和朱熹的《诗集传》方面有其独特之处，但是仍然有不足之处。为了探求《诗经》本意，方玉润只好重新写作。他在解释《诗经》时，既不拘泥于《毛诗序》，也不拘泥于姚际恒的《诗经通论》，而是从《诗经》这部古书的文字出发，撷取先贤的独到见解，摒弃其陈腐之见，通过反复“涵泳”，希望读取远古诗人作诗的原始本意，摆脱先儒们的穿凿附会之说。
（二）《诗经原始》的解读体系
为了达到“原诗人始意”的目的，方玉润从多个角度入手建立了《诗经》的解读体系。
1.对《毛诗序》《诗集传》《诗经通论》的批判。
根据前文的介绍，我们知道在方玉润之前，《诗经》解读有几个发展节点。一是《毛诗序》建立起来的诗教传统，《毛传》《郑笺》《孔疏》都是依《毛诗序》说诗。二是以朱熹《诗集传》为代表的反对《诗序》的《诗经》解读传统。三是方玉润在《诗经原始》序言中提到的姚际恒的《诗经通论》，该书既反对《诗序》，也反对朱熹的《诗集传》。方玉润没有依从这三个解读传统中的任何一个，而是另辟蹊径，并对三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。
方玉润认为《大序》纯驳参半，《小序》纯为伪托。《诗经原始·诗旨》中指出：
此《序》总论《诗》旨，纯驳参半。虽多袭《乐记》语，要自是《诗》正论，可补《论语》《虞书》所不及。若云《序》出子夏，此其庶几。至《小序》，则纯乎伪托。
《大序》在论述诗歌诗旨的时候有正确的，也有错误的。由于《大序》论诗旨主要遵从、沿袭《乐经》的说法，其论说尚可称作正论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《论语》《虞书》论述之不足。如果说《序》是由子夏所作，那真是子虚乌有之事。至于《小序》，那真的全是后人的伪托。从这段话可以看出，方玉润对《大序》尚有认可，而对《小序》则直接斥为伪托之作。他在《诗经原始·自序》对《小序》再次指出《小序》是伪作：
迨秦火既烈，而伪序始出，托名子夏，又曰孔子。唐以前尚无异议，宋以后始有疑者。欧阳氏、郑氏驳之于前，朱晦翁辩之于后，而其学遂微。
由于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，许多书都已经不见踪迹，于是就有人作出《小序》，或假托为子夏所作，或假托为孔子所作。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唐代，直到宋代的欧阳修、郑樵、朱熹等才对之提出疑问。至此，伪序的影响才逐渐减弱。
方玉润对《小序》的看法是符合事实的，我们前面介绍《毛诗正义》时也说到了，孔颖达等人认为《序》乃子夏所作。直到宋代疑古之风起，欧阳修、郑樵和朱熹等对《小序》提出质疑，并形成了“废小序派”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，方玉润沿袭了朱熹的一些观点。但是，方玉润也对朱熹的《诗集传》提出了批评，《诗经原始·诗旨》中指出：
《小序》之谬，诚如公论。但《诗传》之谬，又有甚乎《序》者，则何以故？……葩经不幸，遇此二家，遂成聚讼，岂偶然哉？
朱熹虽然意识到了《小序》的谬误之处，然而他自己的《诗集传》则比《小序》的谬误更多。《诗经》研究过程中有了《小序》和《诗集传》，可谓是《诗经》发展史上的不幸。以“不幸”称之，对《小序》与《诗集传》的抨击何其猛?烈！
除此之外，方玉润对《诗集传》的批判最直接的是对“**诗”的批判。《诗经原始·诗旨》中指出：
诗不能有正而无邪，《三百》虽经删正，而其间刺**讽世与寄托男女之词，未能尽汰，故恐人误认为邪，而以为口实，特标一言以立之准，庶使学者读之有以得其性情之正云耳。不料朱子竟以为邪正兼收，复为之说曰，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，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。夫《诗》之足以感发人心固已，而其所以能惩创逸志者，不赖有刺**讽世诸作乎哉？若谓**奔者而亦收之，是直诲**而已，安见其惩创人之逸志为也？夫子本惧后人误读《郑》《卫》为**诗，而后儒偏指《郑》《卫》为夫子所收之**诗，教人以读之，虽宣圣其如之何哉？
方玉润认为诗歌在发展过程中本来就是正、邪皆存的，《诗经》虽然经过了删订，但其中还是存在一些看起来不符合“无邪”标准的作品，而这些作品的本意在于刺时讽世，并不是为了展示所谓的“**声”。为了避免读诗人的误解，孔子特提出了“郑声**”之说。谁料朱熹竟认为孔子提出的“郑声**”是说《诗经》收录的诗篇是有正有邪的。在方玉润看来，朱熹完全误解了孔子的本意，孔子本是为了避免后人误解而特意提出“郑声**”，并非指《诗经》内容上“正”与“邪”，而朱熹则从“郑声**”出发，提出了所谓的“**诗”之说，并认为《郑》《卫》中的诗篇正是孔子所收录的“**诗”。有了这样的误解，即使标榜从圣人出发来教人读《诗经》，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？可见，方玉润对朱熹《诗集传》的批评也是直接而尖锐的。
此外，方玉润的《诗经原始》撰作虽然受到了姚际恒《诗经通论》的影响，对姚际恒的学识和见解也多有称赞，但是，他对《诗经通论》也持批评的态度。前引《诗经原始·自序》批评《诗经通论》：“而剖抉未精，立论未允，识微力浅，亦不足以针肓而起废。”《诗经通论》有很多论述不合理的地方，姚际恒的出发点是要纠正《诗序》和《诗集传》的谬误，然而由于学识所限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未能实现其写作目的，不足以纠正前人之谬。
从上述方玉润自己的论述中可以看出，他对《毛诗序》《诗集传》，以及同时代姚际恒《诗经通论》三个解读系统都是不满意的，并对之加以直接的批判。既然已经批判了他人的不合理，接下来就应该建立自己的解读体系了。方玉润首先确立了“循文按义”的解诗宗旨。
2.“循文按义”的解诗宗旨。
方玉润在《诗经原始·自序》中说到写作《诗经原始》的目的是探求诗人作诗的本意。虽然本意难求，但只要采用“循文按义”的方法，古人诗旨也不是不可得：“虽不知其于诗人本意何如，而循文按义，则古人作诗大旨要亦不外乎是。”“循文按义”正是方玉润的解《诗》宗旨。“循文按义”指的是阅读《诗经》应该从《诗经》的文字出发，要从经文的字句出发来寻求诗歌之宗旨，而不是前人采用的从《诗序》出发、从训诂出发来寻求诗意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“循文按义”就是要以文本为依据，通过文本细读来求得诗人本意。对于《诗经》中的所有诗篇，方玉润始终贯彻了“循文按义”的解诗宗旨，不迷信《序》，也不迷信《诗集传》，一切解读从文本出发。
3.“涵泳全文”的读《诗》方式。
如何实现“循文按义”呢？最为重要的是“涵泳全文”。《诗经原始·自序》中提到：
读《诗》当涵泳全文，得其通章大意，乃可上窥古人义旨所在，未有篇法不明而能得其要领者。
“涵泳”指从文本出发，左思的《吴都赋》中有“涵泳乎其中”，意为沉浸于其中。“涵泳全文”则指从全诗篇出发来寻求诗篇的大意，而不是纠结于诗歌当中的细枝末节，如当时流行的名物训诂。只有从全篇出发，了解其篇法与章法才能明白作诗之人的本意，获得诗篇的旨意。
由以上三点可以看出，方玉润在批判前人不合理解读的基础上，提出了“循文按义”解诗宗旨，并采用了“涵泳全文”的读诗方式，从而建立了自己的《诗经》解读体系。这种从文本出发的解读体系必然导致的结果是认识到《诗经》的文学价值。我们知道，《诗经》中大部分作品是从民间采集而来的，这些作品虽然经过乐师配乐，在文字、章法等形式上有所改变，但其本质还是老百姓抒发性情、感叹世事的作品。也就是说，它们的文学内核没有改变，只是经过孔子、汉儒等的解读，建立起了庞大的“政教”体系，其文学性由此被淹没了。而当放弃《毛诗序》建立以来的以序说《诗》的传统，坚持从文本出发，《诗经》的文学性也会显现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