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《毛诗序》——儒家政教体系的建立（第2页）

　　接下来解释了“声”“文”“音”的区别与联系，并由此导出了音乐与政治的关系，以及诗歌的重要功能。

　　情发于声，声成文谓之音。治世之音，安以乐，其政和。乱世之音，怨以怒，其政乖。亡国之音，哀以思，其民困。故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。

　　古者“诗乐”一体，从音乐中能够知道政治之兴衰、民生之苦乐，“诗”则具有“正得失”“动天地”“感鬼神”的功能，再次阐述了诗歌的教化功能。

　　接下来提出了“六义”说，对“六义”的特征和功能进行了阐释，并提出了“变风”“变雅”等“变诗”的概念。

　　故诗有六义焉：一曰风，二曰赋，三曰比，四曰兴，五曰雅，六曰颂。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，主文而谲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风。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，政教失，国异政，家殊俗，而变风、变雅作矣。国史明乎得失之迹，伤人伦之废，哀刑政之苛，吟咏情性，以风其上，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。故变风发乎情，止乎礼义。发乎情，民之性也；止乎礼义，先王之泽也。

　　这里将政治兴衰与诗歌性质相联系：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，政教失，国异政，家殊俗，而变风、变雅作矣。诗人见善则美，见恶则刺，于是有所谓“变风”与“变雅”。但是，“变风”与“变雅”都是“发乎情”又“止乎礼义”的。

　　接下来又从诗人作诗的本意出发来解释“风”“雅”“颂”的内涵。

　　是以一国之事，系一人之本，谓之风。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风，谓之雅。雅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。政有大小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颂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，告于神明者也。是谓四始，《诗》之至也。

　　最后以《关雎》等诗篇为例，举例说明上述论点。

　　然则《关雎》《麟趾》之化，王者之风，故系之周公。南，言化自北而南也。《鹊巢》《驺虞》之德，诸侯之风也，先王之所以教，故系之召公。

　　《关雎》与《麟趾》具有王者之风，而王者肯定是圣人，周公是圣人，因此二者乃周公之作。《鹊巢》《驺虞》系之召公与此相似。

　　最后回到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并再次论述《关雎》所展示后妃之德，是王化的开端。

　　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。是以《关雎》乐得淑女，以配君子，忧在进贤，不**其色。哀窈窕，思贤才，而无伤善之心焉。是《关雎》之义也。

　　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，《毛诗序》阐述了诗歌的特征、诗歌与时代的关系，而这些都源自于诗歌的政教功能。概括而言，《毛诗序》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。

　　第一，《毛诗序》论述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征。“诗者志之所志也”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，两句中的志与情是合二为一的，唐代孔颖达等明确指出：“在己为情，情动为志，情、志为一。”需要补充说明的是，这里“情”不是魏晋时期所说的“情”。陆机在《文赋》中有两句著名的话：“诗缘情而绮靡，赋体物而流亮”，“情”是指个人真情、个人性情，而不是具有政治教化之用的“情志”。《毛诗序》中的“言志抒情”之说延续了先秦《礼记》《尚书》等的说法。如《尚书·虞书·舜典》曰：“诗言志，歌咏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”

　　第二，《毛诗序》指出了诗歌、音乐与时代的密切关系。“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”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诗歌和音乐，而时代和政治的情况则反映在诗歌和音乐中。

　　第三，《毛诗序》提出了“六义说”。《诗经》的六义包括：风、赋、比、兴、雅、颂。“六义”与《周礼》的“六诗”所指相同。《周礼》记载：“大师……教六诗，曰风，曰赋，曰比，曰兴，曰雅，曰颂。”

　　《毛诗序》主要是从政教功能来解释“六义”之说的，如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，主文而谲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风。”之所以称作“风”，是因为具有教化功能，帝王可以用来教化百姓，百姓则可以用来讽谏帝王，上下都可以畅所欲言，达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效果。“风，风也，教也。”后人对“六义”具体所指有不同的看法，基本达成的共识是：风、雅、颂是诗的种类，赋、比、兴是作诗的手法。如孔颖达指出：“风、雅、颂者，《诗》篇之异体；赋、比、兴者，《诗》文之异辞耳。……赋、比、兴是《诗》之所用，风、雅、颂是《诗》之成形。用彼三事，成此三事，是故同称为义。”

　　第四，《毛诗序》提出了“正变说”。“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，政教失，国异政，家殊俗，而变风、变雅作矣。”不过，《毛诗序》虽然提出了“变风变雅”的概念，但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与说明。“正变说”的完善由郑玄最终完成。

　　最后，《毛诗序》的阐述遵循一个中心：《诗经》的最大功能是教化，即为政教服务。李泽厚等学者指出：“以诗为教化的工具，是贯穿《毛诗序》的一个根本观点。”例如，诗歌可以言情，但必须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。再如谈到诗歌的社会作用，强调的是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”，诗歌具有“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”的作用，但这些都是为“先王”所服务的。

　　《毛诗序》是把《诗经》当作政教工具，立足于政治教化，并在“教化”的基础上提出“风雅正变”之说，然后用“教化”与“正变”说来阐释具体作品的意义。经过《毛诗序》的阐述和《毛传》对每一首诗歌政治伦理意义的挖掘，《诗经》的政教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。